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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稅不能當宏觀調控手段使用

2007年06月28日12:24   來源：西本資訊
摘要：

    如果目前通過財政政策來替代貨幣政策，那么，有可能央行今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將受到負面影響。而且，稅收政策因為承擔了它不該承擔的宏觀調控的任務，所以，就有可能額外增加它的支出，而影響公共投資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最近關于利息稅是否廢除的討論，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是主張取消利息稅以減少消費者在通脹環(huán)境下的稅負壓力，從而改善消費者所承擔的“負利率”狀況；二是當通貨膨脹率連續(xù)突破央行年初所制定的通貨膨脹控制目標時，通過取消利息稅來代替央行的加息政策；三是取消利息稅，對股市是否會帶來新一輪的利空沖擊。

　　同時，在伴隨這場利息稅取消的討論過程中，不少經濟學家對利息稅的社會福利效果又作了進一步剖析，他們認為廢除利息稅有利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筆者并不反對取消利息稅，但是，筆者越來越感到市場對利息稅的作用出現了過高評價。因此，這里想談一些對此問題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利息稅根本目的不在刺激消費

　　1999年，中國經濟雖然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而出現由于內需不足而導致經濟下滑的可能性，需要有一些促進內需的政策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導入利息稅似乎直接降低了老百姓的儲蓄收入，有利于增加民間消費。

　　但是，這里，我想借用經濟學的一個術語——“替代效應”來描述這種觀點，即這只反映了儲蓄被消費所替代的一面，而忽略了利息稅的另一面特征——“收入效應”，即儲蓄減少會引起未來消費的減少，消費者為了使未來不受影響，就會有意識地削減現在的開支，增加儲蓄，以保證未來有足夠的收入來滿足開支上的需求。所以，這兩股效應的合力很難判斷利息稅的導入是否會促進消費的增長。事實上，我們也沒有看到這樣的單一效果在現實生活中出現。

　　即便如此，因為沒有這樣的刺激消費的作用，就需要廢除這樣的制度嗎？我認為利息稅的導入主要并不是出于刺激內需的需要，而是為了增強政府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以配合當時積極的財政政策。眾所周知，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的幾年中，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維持著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這在當時世界經濟的舞臺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財政政策不能替代貨幣政策

　　目前，中國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通過國際收支雙盈余的不斷擴大，確實給經濟帶來了流動性過剩這樣的副產品。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因此而不斷增加?？刂屏鲃有赃^剩所帶來的負面沖擊，正成為近來政府宏觀調控的中心任務。

　　雖然長期以來我們采取了不少緊縮的貨幣政策，但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那么，因為貨幣政策的遲滯效果，我們就可以借用稅收政策來完成貨幣政策所不能達到的目的嗎？我的回答是：否。理由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貨幣政策的目標和稅收政策的目標完全不一樣。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保持國家貨幣價值的穩(wěn)定(不會出現本幣嚴重貶值，或由于高通脹率而使貨幣的實際價值縮水)和穩(wěn)定的經濟增長，而稅收政策主要是政府通過征稅獲得的收入，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或用于公民中的收入再分配以確保社會公平有序的發(fā)展。如果將這兩種政策混在一起濫用，即用貨幣政策去實現財政政策的目標或倒過來實施，都會嚴重影響貨幣或財政政策各自的獨立性，最終將失去它們的有效性。

　　第二，稅收體系應保持相對穩(wěn)定性，所以，常常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制度或法律來維護，稅收體系的穩(wěn)定也是政府威信樹立的一個重要渠道。而貨幣政策的及時調整以保證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這是法律賦予國家央行的神圣權利。

　　當然，由于目前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過高，而匯率制度在沒有完成結構調整之前，很難作出大幅度調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確實面臨著嚴重挑戰(zhàn)，即便如此，利息稅也不能替代加息等貨幣政策手段。

　　事實上，當今貨幣流動性過剩的特點是因為國際收支的失衡造成了銀行體系的存貸資金規(guī)模嚴重失衡，存款的膨脹迫使銀行產生貸款的沖動，因此，即使利息稅遏制了資金搬家，或者讓股市的資金逆流，但這絲毫也不能增強銀行體系的穩(wěn)定，反而因為存貸規(guī)模的失衡問題得不到緩解，銀行體系目前所受到的流動性過剩的負面沖擊而更加惡化。

　　第三，在當今全球整個利率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即便是廢除利息稅，對負利率改善的效果并不會十分明顯，對資金流動方向的影響就更弱。另外，今年以來，央行正在改變貨幣政策的運作模式——努力提高它的透明度和誠信力。從中長期的角度看，這種做法一定會大大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如果目前通過財政政策來替代貨幣政策，那么，有可能央行今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將受到負面影響。而且，稅收政策因為承擔了它不該承擔的宏觀調控任務，所以，就有可能額外增加它的支出，而影響公共投資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不一定帶來所期待的溢出效應

　　如果說印花稅直接對投資者的收益產生負面影響的話，那么，利息稅的廢除或導入不應對投資者的收益產生任何直接的影響。但是，如果人們因為對利息稅的誤解而形成了錯誤預期，那么，完全有可能會導致市場過度的反應，資產價格也會因此而出現暫時的震蕩。

　　另外，利息稅的廢除對緩解貧富分化的矛盾所產生的積極意義不一定大過稅收政策的效果。理由是：這要取決于政府對所取得稅收資源是否能夠真正做到公平有效使用。如果真能發(fā)揮出政府的力量來解決“市場的失敗”所帶來的貧富分化問題，那么，有效的再分配會比一刀切的減稅方法來得更有效。否則，我們只能妥協于“次優(yōu)”的選擇——廢除利息稅。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政府部門大力開展的反腐敗，以及胡錦濤總書記近來反復強調的“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使我們對健全的稅收體系所產生的社會福利效應更加充滿信心。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資金搬家現象，在目前還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狀態(tài)下，會因為資源配置的效率下降，而對實體經濟發(fā)展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利息稅的廢除并不能保證資金會回流到銀行體系。

　　如果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目前流動性充裕的環(huán)境，加快資本市場的建設和深化，那么，即使“脫媒”(指資金的供給繞開了商業(yè)銀行這個媒介，直接輸送給需求方，造成資金的“體外循環(huán)”)現象較為嚴重，也不會影響到經濟健康的發(fā)展，相反，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的互補效應，會更加促進中國經濟抵御外部負面沖擊的能力，會更有效地推動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轉型和健康發(fā)展。(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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